本书英文名为 Daily life during the Black Death，翻译成黑死病下的日常，又少了生活二字，可能是东洋泊来的和式汉语词对文化影响愈发深刻。当然本书的翻译还是相当优秀的。，
黑死病一般被认为是在欧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爆发的鼠疫，学界普遍认为是蒙古人西征时期，经过中亚患有鼠疫的地区，老鼠和寄生其上的跳蚤混入了蒙古军队，导致传染病蔓延至欧洲、近东和中东地区。鼠疫至今被我国列为甲类传染病，致死率相当高，清朝末年我国东北地区也爆发过大规模鼠疫，幸而有被称为“国士无双”的华人医生伍连德指导，扑灭了此次瘟疫。近年来，国内也有游客在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因为近距离接触旱獭等野生啮齿类动物感染鼠疫，一时人心惶惶，幸而现代医疗条件远强于过去，加之致死率高的病毒传染能力较差，没有造成大祸患。
本书着重从社会机构层面在叙述“第二次大流行”期间（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肆虐了4个多世纪，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社会从医学群体、家庭、教会、城市、农村和政府等方面如何面对这场长期的导致了3500万人死亡的灾难。至于第一次大流行，可以从游戏瘟疫传说当中现场体验一下。
当时欧洲医学理论普遍来自罗马时代的医生盖伦，他认为人体中的自然要素：体液、元素和体质不平衡导致了疾病，这种理论对于内生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都有同样的解释，故面对鼠疫这样的高致死疾病，医生们在实践中可能用到的治疗办法如放血已达到体液平衡的外壳疗法，服用各类动植物矿物制成的药品已达到体液平衡的内科药剂疗法。最直接外科手术的是切除因感染鼠疫造成的淋巴肿块。上述疗法在现在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尤其是最后一种可能会导致鼠疫进一步传染扩散。
而预防的方式也是更为离谱，当时人们也根据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普遍认为是不洁净的空气导致的疾病。故有通过去远离沼泽死水腐败的动植物到开阔的乡村地区去居住的方法，也有通过烟草香薰来净化污浊的空气。宗教上的护身符也被用来避免瘟疫。
当然，此时的人也悟到鼠疫可能从人传人或者物传人，故也有对病人的自愿隔离和强制隔离，类似的做法，可能国内的读者都深有体会。隔离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欧洲各市政当局，也建立了要求清扫大街卫生、建立隔离区的制度。
瘟疫对宗教冲击也极大，教士因参加死前忏悔和葬礼活动，不少致病死亡，信仰不坚定的教士逃离了郊区，即使一些信仰坚定教派人士坚决顶上，但也影响了很多教区的活动。而信众也在长期的瘟疫的日常生活中不免对信仰产生怀疑，也为《十日谈》这样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
瘟疫的消失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种之间并不矛盾的说法，传播鼠疫的黑鼠被褐鼠取代了生态位，活下来的人获得了某些免疫，清理垃圾灭鼠以及隔离和封锁等行政手段。
现在看来并非严重的鼠疫，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了流行病学的解决方法，而今天的世界，面对可能还会出现的如非典新冠一类的病毒，还要多久才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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