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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秩序、正义，以及相对应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左翼，缺一不可，因此我要正告那些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人士们，你们错了。面对暴徒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必须予以粉碎性打击，决不能留情，在这一点上，也是普世的。此一时，彼一时，在今天，我要大讲特讲稳定压倒一切，不要幸灾乐祸，乱起来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中国的执政党如果不济，虽然已经不大可能出现军阀割据，但长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必然难以避免，13亿人口，这么多问题，这是个炸弹！任谁也担不起引爆这个炸弹的责任！这个党是有希望和平转型的，因为高层中仍然健康力量存在，我希望党外同志们不要意气用事，仅为了看到一个“恶贯满盈”的党垮掉，就让全社会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在长期，中国可能会出现多党制，但不会出现非常多的党，最后很可能还是会演变成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党制，或者日本国的自民党党内多派模式，这在东亚很普遍。我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有多党，但那已经失去了意义，老百姓每年选举看看他们登台演说，只当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真正投票的时候，还是不敢投给那些乱开空头支票的嘴上没毛的新的党派，最后怎么办呢，只好把那些落选的小党的议员邀请到议会中，像是我国的政协一样。回到中国，1978年以来，执政党已经逐步修复了前30年一塌糊涂的政经表现而产生动摇的合法性根基，应当努力推动这个党继续改良，继续进步，慢慢改，一步步改，但必须要改，不改死路一条，但是千万不能乱，这是我的看法。
何京锴 发站内信
回复 2008-05-03 02:13
执政党凭借其执政效力所修复的合法性根基在2000年左右达到高峰点，其后的合法性根基却因效力的减退再次出现开始松动的迹象。筑在执政效力基础上的合法性归根结底是不稳固的，是不具备国际合法性的。
乱起来是没有好处，但并不意味着威权体制的终结就一定导致无政府状态。CPC在尝试构筑自己新的合法性，甘阳恐怕就是代表之一。CPC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以所谓标榜的特色社会主义构筑出了迥异于其他过往威权的新体制，并且在蓬勃发展，向世界输出这种新威权的价值观。从这次全球华人游行就可见一斑。新威权的背后仍旧是资本的力量在推动，但新威权却以一种更新的方式看到了不借助民主与自由继续运行下去的可能。如果说所谓和平转型的目标是新加坡的话，只是一个新的选举威权，没有什么意义。
向新加坡一样的选举威权还有很多，中亚的五个斯坦（土库曼、吉尔吉斯半排除）、委内瑞拉以至于津巴布韦，不都和新加坡一样吗。只不过新加坡政权更具备合法性，无非是绩效更好。为什么新加坡国会只有2个反对党议席，又为什么会有非选区议员？在新加坡政府大肆规划集选区、甚至在集选区方案公布第二天就宣布大选的条件下、在执政党威胁选民不投票就会大幅削减地区预算的情况下、在执政党政府毫不避讳的李家“家天下”的制度下，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反对党吗？新加坡的例子问题就在于光强调这个制度之所以维系是因为反对党不合格，“乱开空头支票、嘴上没毛”,却不想一想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合格的反对党，执政党又占据了怎样不公平的起点。
新加坡的根本不是一个多头政体。要实现民主转型，更多的还在于推进一个公民社会的建设、推进一个经济社会的构建、促成一个良好的官僚体系、建立良好的法治，进而推动一个政治社会的诞生。而这些绝不是期待“党内的健康力量”，期待这个党改良可以完成的。真正的力量在自己，在民间。
在图博的问题上，当然支持政府采取暴力应对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但有必要为政府“阻止破坏公共秩序”的力量担心吗，产生不信任吗，现在的政府做这个东西还不够娴熟吗。支持一下就可以了，更多的还是放到整起事件中，合法的抗议途径缺失、宗教政策的失败、对大法师谈判策略的僵化上去吧。这个时候谈什么“千万不能乱”，既轻视了CPC维持局面的能力，也为威权作了背书。
这让我想起秦晖的一段话，中国的左派总在拼命的批评右派减少了福利，右派总在拼命的批评左派减少了自由。结果左派既没有多争到福利，右派也没有多争到自由。谈稳定没有错，但谈在这个语境下，恐怕有些不合时宜。
自由、秩序、正义，以及相对应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左翼，缺一不可，因此我要正告那些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人士们，你们错了。面对暴徒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必须予以粉碎性打击，决不能留情，在这一点上，也是普世的。此一时，彼一时，在今天，我要大讲特讲稳定压倒一切，不要幸灾乐祸，乱起来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中国的执政党如果不济，虽然已经不大可能出现军阀割据，但长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必然难以避免，13亿人口，这么多问题，这是个炸弹！任谁也担不起引爆这个炸弹的责任！这个党是有希望和平转型的，因为高层中仍然健康力量存在，我希望党外同志们不要意气用事，仅为了看到一个“恶贯满盈”的党垮掉，就让全社会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在长期，中国可能会出现多党制，但不会出现非常多的党，最后很可能还是会演变成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党制，或者日本国的自民党党内多派模式，这在东亚很普遍。我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有多党，但那已经失去了意义，老百姓每年选举看看他们登台演说，只当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真正投票的时候，还是不敢投给那些乱开空头支票的嘴上没毛的新的党派，最后怎么办呢，只好把那些落选的小党的议员邀请到议会中，像是我国的政协一样。回到中国，1978年以来，执政党已经逐步修复了前30年一塌糊涂的政经表现而产生动摇的合法性根基，应当努力推动这个党继续改良，继续进步，慢慢改，一步步改，但必须要改，不改死路一条，但是千万不能乱，这是我的看法。
何京锴 发站内信
回复 2008-05-03 02:13
执政党凭借其执政效力所修复的合法性根基在2000年左右达到高峰点，其后的合法性根基却因效力的减退再次出现开始松动的迹象。筑在执政效力基础上的合法性归根结底是不稳固的，是不具备国际合法性的。
乱起来是没有好处，但并不意味着威权体制的终结就一定导致无政府状态。CPC在尝试构筑自己新的合法性，甘阳恐怕就是代表之一。CPC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以所谓标榜的特色社会主义构筑出了迥异于其他过往威权的新体制，并且在蓬勃发展，向世界输出这种新威权的价值观。从这次全球华人游行就可见一斑。新威权的背后仍旧是资本的力量在推动，但新威权却以一种更新的方式看到了不借助民主与自由继续运行下去的可能。如果说所谓和平转型的目标是新加坡的话，只是一个新的选举威权，没有什么意义。
向新加坡一样的选举威权还有很多，中亚的五个斯坦（土库曼、吉尔吉斯半排除）、委内瑞拉以至于津巴布韦，不都和新加坡一样吗。只不过新加坡政权更具备合法性，无非是绩效更好。为什么新加坡国会只有2个反对党议席，又为什么会有非选区议员？在新加坡政府大肆规划集选区、甚至在集选区方案公布第二天就宣布大选的条件下、在执政党威胁选民不投票就会大幅削减地区预算的情况下、在执政党政府毫不避讳的李家“家天下”的制度下，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反对党吗？新加坡的例子问题就在于光强调这个制度之所以维系是因为反对党不合格，“乱开空头支票、嘴上没毛”,却不想一想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合格的反对党，执政党又占据了怎样不公平的起点。
新加坡的根本不是一个多头政体。要实现民主转型，更多的还在于推进一个公民社会的建设、推进一个经济社会的构建、促成一个良好的官僚体系、建立良好的法治，进而推动一个政治社会的诞生。而这些绝不是期待“党内的健康力量”，期待这个党改良可以完成的。真正的力量在自己，在民间。
在图博的问题上，当然支持政府采取暴力应对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但有必要为政府“阻止破坏公共秩序”的力量担心吗，产生不信任吗，现在的政府做这个东西还不够娴熟吗。支持一下就可以了，更多的还是放到整起事件中，合法的抗议途径缺失、宗教政策的失败、对大法师谈判策略的僵化上去吧。这个时候谈什么“千万不能乱”，既轻视了CPC维持局面的能力，也为威权作了背书。
这让我想起秦晖的一段话，中国的左派总在拼命的批评右派减少了福利，右派总在拼命的批评左派减少了自由。结果左派既没有多争到福利，右派也没有多争到自由。谈稳定没有错，但谈在这个语境下，恐怕有些不合时宜。
评论
回复 2008-05-03 10:23
回复何京锴：甘阳之流也配构建执政党合法性？他未免太落后一些了吧？连执政党都公开批驳文化大革命，他还在那不识时务地在读书、当代中国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谈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宝贵经验，食古不化之辈。
如果说我赞同什么那一派，我现在要摆在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之间，代表人物可算皇甫平、萧功秦。
关于新加坡，你说的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够看出新加坡有转向标准的西方议会民主的可能性么？他的初始状态已经既定了，路径依赖已经形成了，想脱离，除非他的执政党自身主动去推动，否则就是暴力解决。中国也一样。 是的，2000年是个高峰。胡执政之后，开始开倒车，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2006年访美时在哈佛演讲下意识地说“不禁想起40年前清华园里的美好时光”（40年前正是清华最乱的时光），提八荣八耻，强化意识形态，封禁书刊，参拜西柏坡，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以朝鲜的思想舆论控制为榜样且心向往之。政治文明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更不再提。执政党最为接近于向一个现代政党转型的高峰是2000年“三个代表”的提出（尽管一直有人在曲解误读），但是胡执政后，从这一立场在倒退。
但我仍然看到有一些制约力量，阻止他这种倒退，假以时日，是有希望好转的。
确实是千万不能乱，因为能乱中取胜的必然是比现在的当政者更极端化的政治势力。也许像当年国民党那样，先建立一个“虚置”的宪政体制，等时机成熟再在现成的游戏规则下，向民主化过渡，是比较安全而低成本的转型之道了.回复付晨：但也许可以寄希望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崛起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能够对政治变革形成倒逼之势，而且这些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和方式上会更趋于温和。
回复时晋：不过中产阶级的崛起对政治的温和影响这种假说现在也被证明是不确定的。可见今年第二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面好像有一篇社会学的文章，对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度的实证分析。基本结论是中层的不满也很重，农民反而比较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