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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四方？
纵观314事件、反CNN事件、圣火保卫战以及抵制carrefour风波，发生对抗的双方完全是不对等的力量。在西方，是以媒体从业者、个别市长、董事、议长、特使、总统等政治和社会精英人士，在中国，相应对抗的力量确是混沌的大学生、留学生和网民等草根群体。在西方，精英人士的行为，包括捏造、评奖、声明、道歉、磋商等等，都是例行工作和法治下的对话行为；在中国，缺乏组织性和明确目标的网民群体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开展了涉及经济领域的对抗行为，甚至演变成街头政治。
这关口上，中国的精英去了哪里？
西方有卡弗蒂这等媒体从业者，而中国的媒体从业者呢？是呼吁“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白岩松吗？
西方有德拉诺埃这等城市首长，而中国的城市首长呢？是呼吁大学生保持冷静和理性爱国的各地市委书记吗？
西方有家乐福的董事出来做声明，而中国的企业家在哪？是极力赞成抵制法货的张朝阳吗？
除了成龙、陈冲对西方媒体的歪曲公开表达强烈抗议以外，中国的文艺界万马齐喑；除了金晶以宽容隐忍博得了法国人的赞赏，中国的体育界一言不发。更不用说其它更加精英的社会群体：律师、经济学家、媒体从业者、经理人……只有姜瑜女士严肃凝重的一遍遍表述中央政府那模糊又圆滑的立场。
一边是社会精英，一边是权威默许下的群众力量，两方完全不成比例的对抗会给我们带来极端被动的后果。在信息和资源不对等的条件下，操纵信息权的精英可以愈加恣意使用信息霸权，诬蔑对方国家为“暴政下的暴民”，混淆视听；而对抗性的群众运动的影响力，如果得不到信息传播，则只有近距离的杀伤力，最后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首先威胁本国精英的地位和社会安定；缺乏精英的协助，政治权威也孤立难支，不好表态，无奈下也只能依靠群众运动来回应，又必须谨小慎微，既不能给对方以“煽动”的口实，又要限制其规模以防引火烧身。
普世价值沉默，民族主义无方
从“南都长平”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一度“令无力者有力，令悲观者前行”的南都报系，在一夜之间成了“卖国”媒体。一些倡导将普世价值引入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围攻下被封了口。民族主义是容不得讲他们那套道理的，因为民族大义已经设下了最后的底线。积愤已久的新民粹者也参与了围攻。
现代化是从西方起始的，而在中国提倡现代价值观（诸如市场、民主、选举、自治）就多少要带上西化的标签。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又自觉不自觉的对西方充满了玫瑰色的幻想，换句话说，他们是吃西方价值观的奶长大的，情感上认同西方社会运行更合乎理性。而当CNN等媒体捏造事实，不仅新左派和保守派借力攻击他们，他们自己也陷入矛盾纠结之中。于是，一度主导舆论的自由论者在这场民族冲突中竟身无立锥之地。
如果批判自由论者的新左派和保守派知识分子也肯挺身而出，冲着西方媒体，为中国人民讨公道那倒也罢了。可是没有。他们既害怕为民出头和扩大争论会触犯政治权威危害社会和谐，又没有办法树立大国家观念，以中华道统反抗西方霸权，树立中华文明的现代自信。结果，民族主义留于一种无引导的冲动，却上升不到崛起中国的民族自觉。
“体制内吸纳”与“权威-精英悖论”
上面只说了知识界的争论，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治理方式。我们暂且称其为“体制内吸纳”（也有人称“体制内买断”“统战工作”），就是将社会各领域有影响力的精英人士都吸纳进政治权威体系中来，让他们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在“体制内”发挥作用。
“体制内吸纳”是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不独属于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党派。早在汉代，中央政府就开始实行选举制度。孝廉从县里选出，进入中央为侍，随后派往地方当郎吏实习。是为中国文官制度之始。太学便是全国文人集中之处。后来经过九品中正制、书院-科举制、学校-公务员制，大体的情形是不变的。由中央政府设立官方机构，吸纳举国人才。这样的机构，汉为太学、明为翰林院、晚清为同文馆/大学堂。这样保证了全国精英成为中央政府的后备官员，也从体制上将精英笼络在中央周围。唐太宗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觳中矣！”正是此意。
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内吸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全国的工商企业、学校、媒体、民间社团、科研文化机构、医疗和社保机构全部被编入政府主导的体制内。不仅各行业精英被转职成官方半官方的公职职员，就连普通群众也被编入生产单位（集体）。工商界有国企，文艺界有文联、作协，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知识分子不再是政治和社会间的制衡和沟通力量，而本身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必须从“大局”重新考虑自己的作用。政府也不再只是维持统治、管理社会的机构，而成了拥有无限权力，履行无限责任的全能主义（Totalism）机构。
执政党称这一工作为“统一战线”，而实际上是政府最大限度的吸收了所有社会资源，让政治盖过一切，断绝精英在政治体制外谋求自身价值的渠道。在21世纪，“三个代表”的提出是这一工程的又一代表：实现执政党对新社会阶层经济精英（先进生产力）、知识精英（先进文化）和底层优秀分子（广大人民）的完全吸纳。
“体制内吸纳”最大的优点是保证了统治集团地位的长期稳固，因为所有精英都在统治集团的框架内；而它最大的缺点也正在于此，“体制外”社会资源被抽干了，在政府之外只剩下广大混沌的群众，社会博弈的成本加大。在成熟的现代社会，政治权威只需要与公民社会的代表——精英相协商，就能达到社会共识；而在“体制内吸纳”的社会中，庞大的权威-精英集团必须频繁繁琐的与包含各种诉求的群众相交流。交流的不便经常使交流中断，社会断层，上层不知下层的诉求，下层不懂上层的治理，结果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要求“对话”而不得的群众唯有以暴力推翻上层统治，建立自身的统治秩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地发生朝代更迭和政治动乱的原因之一，从陈胜吴广起事到学/潮风波，莫不如此。
政治权威的统治需要一定体制外精英。其一，这些精英可以为各自的利益集团代言，成为政府和社会间的纽带，使政府能够方便找到政策对象开展对话；其二，权威与精英的对话和制衡，保证了政策修正和政治改革的平稳进行，双方可以文明的达成妥协，而不是让政府直接面对愤怒的乌合之众；其三，在一些政府不便出面的场合，如文化活动、国际交流、稳定舆情等，精英可以运用其影响力，发挥特殊作用。
野有遗贤，万邦咸安
面对记者无疆界等组织在Dharfur、新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不依不饶，我们自己的NGO在哪里？目前直接在民政部注册的民间社团仅有宋庆龄基金会和西泠印社两家，而后者又传闻即将并入中国书协。
面对Dala Lama的和善面目博得西方的同情，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领袖又在哪里？住持释永信还忙着做少林寺的文化推广，其他宗教领袖也在宗教协会里。周润发、章子怡虽说蜚声海内外，但也仅仅是演员而已，担当不了文化推广的重任。
实现“野有遗贤”，其实中央早已在这方面有了举措。在新一届全国政协换届会议上，政协已经初露从执政党控制下的辅助议事机构真正转变成各阶层协商机构的苗头。张茵、宋/祖/英等人的提案也显示着这种趋势。
放宽民间社团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鼓励新经济阶层和新社会阶层的发展。但这种鼓励难免随着行政的下推变成另一种政府主导下的“伪结/社”。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先从政治敏感度最轻的文艺同人类社团开始。但这也需要当局具备足够的雅量。书社也好、业主委员会也好、学生自/治/联也好，其发展壮大早晚要和政治权威发生冲突。然而，这种冲突，与其说是社团政治化了，毋宁说是社团触及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社会而被政府包办的领域（文艺、社区、教育）。政府若真心希望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就必须退出一些不必管得过死的社会领域，就像当初推出企业微观管理一样。在退出过程中，政府可与社团订立协议，将某某领域交由社会办理，政府部门仅负责监督仲裁。这是在适当收缩国家强制性权力同时，大大延伸了其渗透性权力（见Macheal Mann的理论）。
在国际交往层面，培养一批获得海内外共同信任的非官方的代表中华文化的精英群体。他们能在政府声音之外，担当中西观念协调、推广中华价值观的关键作用，以同西方知识文化精英相抗衡。这可以从一些享誉海外的旅外学者、文艺界人士开始，而后在教育制度上有意培养。
中国人忌谈政治已久。一半是作为精英已经被收编，一般是作为大众已经被恐吓。而当国家出现公关危机之时，却没有了为国家出头露面之人。然而危机也教会了我们成熟。从培育公民社会、解放精英开始，到成为一个输出价值观的国家，今天就要起步。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四方？
纵观314事件、反CNN事件、圣火保卫战以及抵制carrefour风波，发生对抗的双方完全是不对等的力量。在西方，是以媒体从业者、个别市长、董事、议长、特使、总统等政治和社会精英人士，在中国，相应对抗的力量确是混沌的大学生、留学生和网民等草根群体。在西方，精英人士的行为，包括捏造、评奖、声明、道歉、磋商等等，都是例行工作和法治下的对话行为；在中国，缺乏组织性和明确目标的网民群体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开展了涉及经济领域的对抗行为，甚至演变成街头政治。
这关口上，中国的精英去了哪里？
西方有卡弗蒂这等媒体从业者，而中国的媒体从业者呢？是呼吁“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白岩松吗？
西方有德拉诺埃这等城市首长，而中国的城市首长呢？是呼吁大学生保持冷静和理性爱国的各地市委书记吗？
西方有家乐福的董事出来做声明，而中国的企业家在哪？是极力赞成抵制法货的张朝阳吗？
除了成龙、陈冲对西方媒体的歪曲公开表达强烈抗议以外，中国的文艺界万马齐喑；除了金晶以宽容隐忍博得了法国人的赞赏，中国的体育界一言不发。更不用说其它更加精英的社会群体：律师、经济学家、媒体从业者、经理人……只有姜瑜女士严肃凝重的一遍遍表述中央政府那模糊又圆滑的立场。
一边是社会精英，一边是权威默许下的群众力量，两方完全不成比例的对抗会给我们带来极端被动的后果。在信息和资源不对等的条件下，操纵信息权的精英可以愈加恣意使用信息霸权，诬蔑对方国家为“暴政下的暴民”，混淆视听；而对抗性的群众运动的影响力，如果得不到信息传播，则只有近距离的杀伤力，最后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首先威胁本国精英的地位和社会安定；缺乏精英的协助，政治权威也孤立难支，不好表态，无奈下也只能依靠群众运动来回应，又必须谨小慎微，既不能给对方以“煽动”的口实，又要限制其规模以防引火烧身。
普世价值沉默，民族主义无方
从“南都长平”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一度“令无力者有力，令悲观者前行”的南都报系，在一夜之间成了“卖国”媒体。一些倡导将普世价值引入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围攻下被封了口。民族主义是容不得讲他们那套道理的，因为民族大义已经设下了最后的底线。积愤已久的新民粹者也参与了围攻。
现代化是从西方起始的，而在中国提倡现代价值观（诸如市场、民主、选举、自治）就多少要带上西化的标签。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又自觉不自觉的对西方充满了玫瑰色的幻想，换句话说，他们是吃西方价值观的奶长大的，情感上认同西方社会运行更合乎理性。而当CNN等媒体捏造事实，不仅新左派和保守派借力攻击他们，他们自己也陷入矛盾纠结之中。于是，一度主导舆论的自由论者在这场民族冲突中竟身无立锥之地。
如果批判自由论者的新左派和保守派知识分子也肯挺身而出，冲着西方媒体，为中国人民讨公道那倒也罢了。可是没有。他们既害怕为民出头和扩大争论会触犯政治权威危害社会和谐，又没有办法树立大国家观念，以中华道统反抗西方霸权，树立中华文明的现代自信。结果，民族主义留于一种无引导的冲动，却上升不到崛起中国的民族自觉。
“体制内吸纳”与“权威-精英悖论”
上面只说了知识界的争论，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治理方式。我们暂且称其为“体制内吸纳”（也有人称“体制内买断”“统战工作”），就是将社会各领域有影响力的精英人士都吸纳进政治权威体系中来，让他们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在“体制内”发挥作用。
“体制内吸纳”是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不独属于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党派。早在汉代，中央政府就开始实行选举制度。孝廉从县里选出，进入中央为侍，随后派往地方当郎吏实习。是为中国文官制度之始。太学便是全国文人集中之处。后来经过九品中正制、书院-科举制、学校-公务员制，大体的情形是不变的。由中央政府设立官方机构，吸纳举国人才。这样的机构，汉为太学、明为翰林院、晚清为同文馆/大学堂。这样保证了全国精英成为中央政府的后备官员，也从体制上将精英笼络在中央周围。唐太宗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觳中矣！”正是此意。
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内吸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全国的工商企业、学校、媒体、民间社团、科研文化机构、医疗和社保机构全部被编入政府主导的体制内。不仅各行业精英被转职成官方半官方的公职职员，就连普通群众也被编入生产单位（集体）。工商界有国企，文艺界有文联、作协，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知识分子不再是政治和社会间的制衡和沟通力量，而本身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必须从“大局”重新考虑自己的作用。政府也不再只是维持统治、管理社会的机构，而成了拥有无限权力，履行无限责任的全能主义（Totalism）机构。
执政党称这一工作为“统一战线”，而实际上是政府最大限度的吸收了所有社会资源，让政治盖过一切，断绝精英在政治体制外谋求自身价值的渠道。在21世纪，“三个代表”的提出是这一工程的又一代表：实现执政党对新社会阶层经济精英（先进生产力）、知识精英（先进文化）和底层优秀分子（广大人民）的完全吸纳。
“体制内吸纳”最大的优点是保证了统治集团地位的长期稳固，因为所有精英都在统治集团的框架内；而它最大的缺点也正在于此，“体制外”社会资源被抽干了，在政府之外只剩下广大混沌的群众，社会博弈的成本加大。在成熟的现代社会，政治权威只需要与公民社会的代表——精英相协商，就能达到社会共识；而在“体制内吸纳”的社会中，庞大的权威-精英集团必须频繁繁琐的与包含各种诉求的群众相交流。交流的不便经常使交流中断，社会断层，上层不知下层的诉求，下层不懂上层的治理，结果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要求“对话”而不得的群众唯有以暴力推翻上层统治，建立自身的统治秩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地发生朝代更迭和政治动乱的原因之一，从陈胜吴广起事到学/潮风波，莫不如此。
政治权威的统治需要一定体制外精英。其一，这些精英可以为各自的利益集团代言，成为政府和社会间的纽带，使政府能够方便找到政策对象开展对话；其二，权威与精英的对话和制衡，保证了政策修正和政治改革的平稳进行，双方可以文明的达成妥协，而不是让政府直接面对愤怒的乌合之众；其三，在一些政府不便出面的场合，如文化活动、国际交流、稳定舆情等，精英可以运用其影响力，发挥特殊作用。
野有遗贤，万邦咸安
面对记者无疆界等组织在Dharfur、新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不依不饶，我们自己的NGO在哪里？目前直接在民政部注册的民间社团仅有宋庆龄基金会和西泠印社两家，而后者又传闻即将并入中国书协。
面对Dala Lama的和善面目博得西方的同情，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领袖又在哪里？住持释永信还忙着做少林寺的文化推广，其他宗教领袖也在宗教协会里。周润发、章子怡虽说蜚声海内外，但也仅仅是演员而已，担当不了文化推广的重任。
实现“野有遗贤”，其实中央早已在这方面有了举措。在新一届全国政协换届会议上，政协已经初露从执政党控制下的辅助议事机构真正转变成各阶层协商机构的苗头。张茵、宋/祖/英等人的提案也显示着这种趋势。
放宽民间社团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鼓励新经济阶层和新社会阶层的发展。但这种鼓励难免随着行政的下推变成另一种政府主导下的“伪结/社”。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先从政治敏感度最轻的文艺同人类社团开始。但这也需要当局具备足够的雅量。书社也好、业主委员会也好、学生自/治/联也好，其发展壮大早晚要和政治权威发生冲突。然而，这种冲突，与其说是社团政治化了，毋宁说是社团触及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社会而被政府包办的领域（文艺、社区、教育）。政府若真心希望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就必须退出一些不必管得过死的社会领域，就像当初推出企业微观管理一样。在退出过程中，政府可与社团订立协议，将某某领域交由社会办理，政府部门仅负责监督仲裁。这是在适当收缩国家强制性权力同时，大大延伸了其渗透性权力（见Macheal Mann的理论）。
在国际交往层面，培养一批获得海内外共同信任的非官方的代表中华文化的精英群体。他们能在政府声音之外，担当中西观念协调、推广中华价值观的关键作用，以同西方知识文化精英相抗衡。这可以从一些享誉海外的旅外学者、文艺界人士开始，而后在教育制度上有意培养。
中国人忌谈政治已久。一半是作为精英已经被收编，一般是作为大众已经被恐吓。而当国家出现公关危机之时，却没有了为国家出头露面之人。然而危机也教会了我们成熟。从培育公民社会、解放精英开始，到成为一个输出价值观的国家，今天就要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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