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http://blog.xiaonei.com/GetEntry.do?id=289905870&owner=223160593
新保守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受到特殊的误解，这主要就是由于中国文化和共产党传统政治所造成的特殊复杂性。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成为一个贬义词，保守派在文革时期是红卫兵小将们冲击的对象，是不革命、不进步的代名词，而在改革后又成为不解放思想的代名词。在西方，我可以认为，总体上讲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可能也只算得上是自由主义下的一个分支。
里根、撒切尔都是保守主义，但你说他们不是自由主义么？显然不可能这样说。西方的保守主义和经典的自由主义的区别无非是在对自由的边界的限定上，前者范围要比后者小一些，比如共和党一般就比民主党对自由范围的界定更小一些，共和党就不支持同性恋的自由、不支持堕胎的自由。
所以这两派在西方不是并列的关系，是包含的关系，总体上他们不会反对私有产权、不会反对基本人权、不会反对市场经济、不会反对民主制度。然而在我国，这区别可大了去了。保守主义对秩序的强调、对传统的保有，在我们这有截然不同的好多路径，有着太多的传统和文化偏好。有主张向后看从儒学中内圣开外王的，有主张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执政秩序的，等等，因而中国借着新保守主义或者被误认为是聚集到新保守主义大旗下的一群人，就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甚至相差万里。
这就像西方的“左”与“右”的概念分析放到中国就乱套了是一样的。我这里只能做一个我个人的界定，我认为应当采取西方的模式，将新保守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一个补充，是自由主义中的保守派。用此框架来界定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可以看出哪些人是真的，哪些人是假的。
还有一点，不应把新保守主义简单等同于开明专制主义者。因为后者就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永续维护这种专制的状态。这肯定不是支持民主制度的新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他们所强调的不过是速度、适时，主要从技术层面上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加以提醒和限定，而对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运行上的方向判断，新保守主义是不持异议的。
有人问你为什么那么偏爱改良？因为革命的道路是一种建构理性主义的设计，而人是不可能具备这种完美设计的能力的一劳永逸一步到位的；改良恰恰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试错过程，有缓冲的余地。说的白一点，我见不得流血。我不希望在现代社会，一个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用砍人头的办法来达到。人命最大。革命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如果革命不流血，光荣“革命”，那么这样的“革命”我完全不反对。任何暴力的革命的激进的革命，能让我联想起的画面，都是89年柴X所说的那句“我就是要学生流血，逼政府开枪，不这样怎能唤起民众”？为了达到民主，竟至于使用这样的手段，从看了那个镜头之后，我对革命再不敢兴趣。
何京锴
发站内信 回复 2008-05-04 21:52
回复罗文全：看了半天，我觉得木匠老师有些误会。 凡事忌绝对，因此您反复强调改良而非革命，我毫无保留的赞同。在能采用改良的情况下尽可能采用改良，尽可能避免流血，都没有问题。如果说像豺羚那样公然的去主张流血，企图用别人的流血来“唤起民众”，那更像是CCP的作为，与中国语境下的“右”的核心价值是相悖的。我完全理解所谓“新保守主义”对稳定性和慎重性的认知，如果说是这样，新保守主义完全位于“泛自由主义”之下，我倒觉得我就站在这里。 然而事实是，新保守主义或者说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木匠老师在提到这两个词是是否是在将二者同一论述？或者说萧功秦是否新保守主义者？）并不如您所说“新保守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如我昨天所说，新权威主义不作价值判断，只做方法判断。新权威主义没有必然终点，其终点是开放多元的，因此也不必然与自由主义有相同终点。譬如新加坡，譬如哈萨克斯坦，在新保守主义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新保守主义会为之鼓与呼的。从您转载的萧功秦先生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他对民主价值的赞同。这样的新权威主义与自由右翼的区别是后者赞同民主，前者却未必（我的强调）。共同点是都排斥新左。 因此，新权威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也不建议使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总让我想起西方语境下的neo-con。我非常赞同您所说的，千万不可有道德优越感，这是非常（我的强调）不可取的。我也不觉得有“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只是商榷而已。也没有“审判”的意味。 之所以要说这么多，是想强化我的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即CCP行进的（主观）目标，绝不是自由民主；CCP在创造的是崭新的威权，在这个背景下，新权威主义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为新威权背书。借用一位师友的观点“说新自由主义智囊影响了中国改革，果真如此，那也应该是赵紫阳主导的改革，而不是邓江胡。体制内真正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分子，89之后已经被肃清或搁置殆尽，92之后更是大把大把出体制下海出国，或者与当权派合流，充当技术官僚。而三个代表的本质，是吸收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的不完整的市场化，进行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控制和政治统治模式的转变。这其中，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起的只是外围自觉或不自觉的帮闲作用，并未真正能够影响掌权者的想法。而帮闲的形式，就是张维迎之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为产权改革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不自觉的充当民间说客，并在三个代表的政策下变成体制的stakeholder。当然，还有朱学勤和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反思，虽然他们个人很自觉的在道德上与中共保持距离，但保守自由主义的经验改良方式，被他们解释为无声的和平演变，结果反而成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注脚。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远远说不上形成了中国政治谱系上强有力的右翼。”
所以我说，CCP不面临如您所说的天灾人祸、动摇国本之危机，其执政能力仍旧很强，控制力仍旧牢固。如果要强调保守进步，我非常赞同，如果说今天是民怨沸腾、高层内斗的话，我觉得保守自由主义没问题。但放在当下的情景下，明显是进步不足，还要谈保守进步，说重一点，确实有帮闲之嫌。对待“主义”，不仅要看出发点，还要看结果。新权威主义，恐有好心办坏事之嫌。因为新权威主义自身价值判断的模糊，就决定了他立场的摇摆，譬如说，新权威主义标榜的“保守进步”，究竟是支持所有非暴力的由型市委呢，还是只支持政府许可的由型市委呢，还是支持PX、支持加勒副这两种由型市委呢。如果上海的磁悬浮散步有更精密的组织、有更政治化的色彩，新权威主义又当如何呢。譬如上海磁悬浮，我觉得新权威主义在此问题上是不是很可能产生“不要上街、不要抗议，而应当通过政府内部的协商和专家精英的影响改变决定”这样的立场呢。 如果木匠老师的回答是不是，那么我觉得您并不和萧功秦在一起，您是保守自由主义，而萧功秦是新权威主义。对萧而言，如果面前摆着新加坡模式和一条仍不清晰的民主化道路，他不会犹豫选择新加坡的。
还有就是，新权威既然和自由右翼有共同点，就当然应当把精力放在共同点上去，反对新左。某种程度上讲，真是十数年来形成的“改革共识”。但新左的影响我觉得是正在衰退，市场份额正在减小，也因此，很多说法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共识破裂，究竟是站在gov这边，继续为奥运背书、为威权的大量行动背书，以保证所谓的“稳定”，还是像连岳们一样，开始对体制进行冲撞，可能会成为主要的问题。因为不存在“动乱”的危险，所以我的看法是CCP在用“稳定”进行绑架，64的经验让不少人产生了一朝蛇咬，十年井绳的心理，从一味主张革命，到一味强调“改良”，恐有不妥 。
曲一曰
发站内信 回复 2008-05-04 22:10
回复何京锴：共同点是都排斥新左。我认为共同点不止这些，还要大一些。当然这已经变成我自己理解的新保守主义了，也就是我给它所定位的，如西方一样的，“将新保守主义视作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一个补充，是自由主义中的保守派。”这种态度，也许会为当政者背离自由民主转型目标的道路提供客观上的掩护，然而他们在一个（将来的）民主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正如我以前在别的文章中所说的体制内的力量不可或缺一样，自由主义与左派或者民族主义直接的对抗是没有什么缓冲余地的，也没有效果，完全是鸡对鸭讲。但是我认为体制内力量可以扮演一种解码器转换器的角色。 如果新保守主义这个语词可能产生误解，那么换作你所说的泛自由主义，我看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要澄明一些基本态度。 我在前些时的《小平九章》http://blog.xiaonei.com/GetEntry.do?id=286909835&owner=223160593中（我认为你上面所引的文章把邓小平与江胡归为一类是非常错误的，这三个人中，今天的胡是思想最为落后的，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而邓小平也远没有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僵化）写过：“有一些学者们不争论——他们是不屑于争论，他们信奉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目的正义，认为只做不说即可，不需解释，反正开弓已无回头箭，逆转市场化总归是十分艰难的；也有一些学者们十分喜欢争论，但他们的话语系统是纯学理的或纯粹的西方引进的，他们的话的确是说给执政者听的，他们对执政者讲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共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但是很遗憾，大多数执政者没有听懂，因为他们的话语系统是非本土化、非中国化、非马克思主义化的。于是有了另一批人，他们是一群学者与官员的集群，频繁穿梭于中、西、马的知识库中，充当着解码器和话语系统转接器的角色，兢兢业业地进行着一系列普世价值的中国转化过程，并尽量保持这一转化结果为各方所接受。这一批人所能够使用的最好武器和法宝，自然就是放在手头的邓小平理论以及后来的三个代表，这是执政党内部自觉生发的推动执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最好推进器。”
新权威主义标榜的“保守进步”，究竟是支持所有非暴力的由型市委呢，还是只支持政府许可的由型市委呢，还是支持PX、支持加勒副这两种由型市委呢。如果上海的磁悬浮散步有更精密的组织、有更政治化的色彩，新权威主义又当如何呢。譬如上海磁悬浮，我觉得新权威主义在此问题上是不是很可能产生“不要上街、不要抗议，而应当通过政府内部的协商和专家精英的影响改变决定”这样的立场呢。 这些有型示威完全是应当支持的，是为个人争权利，当然没有必要反对。但是政府会不会这样想，我不敢保证，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新保守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受到特殊的误解，这主要就是由于中国文化和共产党传统政治所造成的特殊复杂性。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成为一个贬义词，保守派在文革时期是红卫兵小将们冲击的对象，是不革命、不进步的代名词，而在改革后又成为不解放思想的代名词。在西方，我可以认为，总体上讲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可能也只算得上是自由主义下的一个分支。
里根、撒切尔都是保守主义，但你说他们不是自由主义么？显然不可能这样说。西方的保守主义和经典的自由主义的区别无非是在对自由的边界的限定上，前者范围要比后者小一些，比如共和党一般就比民主党对自由范围的界定更小一些，共和党就不支持同性恋的自由、不支持堕胎的自由。
所以这两派在西方不是并列的关系，是包含的关系，总体上他们不会反对私有产权、不会反对基本人权、不会反对市场经济、不会反对民主制度。然而在我国，这区别可大了去了。保守主义对秩序的强调、对传统的保有，在我们这有截然不同的好多路径，有着太多的传统和文化偏好。有主张向后看从儒学中内圣开外王的，有主张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执政秩序的，等等，因而中国借着新保守主义或者被误认为是聚集到新保守主义大旗下的一群人，就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甚至相差万里。
这就像西方的“左”与“右”的概念分析放到中国就乱套了是一样的。我这里只能做一个我个人的界定，我认为应当采取西方的模式，将新保守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一个补充，是自由主义中的保守派。用此框架来界定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可以看出哪些人是真的，哪些人是假的。
还有一点，不应把新保守主义简单等同于开明专制主义者。因为后者就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永续维护这种专制的状态。这肯定不是支持民主制度的新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他们所强调的不过是速度、适时，主要从技术层面上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加以提醒和限定，而对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运行上的方向判断，新保守主义是不持异议的。
有人问你为什么那么偏爱改良？因为革命的道路是一种建构理性主义的设计，而人是不可能具备这种完美设计的能力的一劳永逸一步到位的；改良恰恰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试错过程，有缓冲的余地。说的白一点，我见不得流血。我不希望在现代社会，一个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用砍人头的办法来达到。人命最大。革命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如果革命不流血，光荣“革命”，那么这样的“革命”我完全不反对。任何暴力的革命的激进的革命，能让我联想起的画面，都是89年柴X所说的那句“我就是要学生流血，逼政府开枪，不这样怎能唤起民众”？为了达到民主，竟至于使用这样的手段，从看了那个镜头之后，我对革命再不敢兴趣。
何京锴
发站内信 回复 2008-05-04 21:52
回复罗文全：看了半天，我觉得木匠老师有些误会。 凡事忌绝对，因此您反复强调改良而非革命，我毫无保留的赞同。在能采用改良的情况下尽可能采用改良，尽可能避免流血，都没有问题。如果说像豺羚那样公然的去主张流血，企图用别人的流血来“唤起民众”，那更像是CCP的作为，与中国语境下的“右”的核心价值是相悖的。我完全理解所谓“新保守主义”对稳定性和慎重性的认知，如果说是这样，新保守主义完全位于“泛自由主义”之下，我倒觉得我就站在这里。 然而事实是，新保守主义或者说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木匠老师在提到这两个词是是否是在将二者同一论述？或者说萧功秦是否新保守主义者？）并不如您所说“新保守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如我昨天所说，新权威主义不作价值判断，只做方法判断。新权威主义没有必然终点，其终点是开放多元的，因此也不必然与自由主义有相同终点。譬如新加坡，譬如哈萨克斯坦，在新保守主义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新保守主义会为之鼓与呼的。从您转载的萧功秦先生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他对民主价值的赞同。这样的新权威主义与自由右翼的区别是后者赞同民主，前者却未必（我的强调）。共同点是都排斥新左。 因此，新权威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也不建议使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总让我想起西方语境下的neo-con。我非常赞同您所说的，千万不可有道德优越感，这是非常（我的强调）不可取的。我也不觉得有“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只是商榷而已。也没有“审判”的意味。 之所以要说这么多，是想强化我的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即CCP行进的（主观）目标，绝不是自由民主；CCP在创造的是崭新的威权，在这个背景下，新权威主义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为新威权背书。借用一位师友的观点“说新自由主义智囊影响了中国改革，果真如此，那也应该是赵紫阳主导的改革，而不是邓江胡。体制内真正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分子，89之后已经被肃清或搁置殆尽，92之后更是大把大把出体制下海出国，或者与当权派合流，充当技术官僚。而三个代表的本质，是吸收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的不完整的市场化，进行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控制和政治统治模式的转变。这其中，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起的只是外围自觉或不自觉的帮闲作用，并未真正能够影响掌权者的想法。而帮闲的形式，就是张维迎之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为产权改革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不自觉的充当民间说客，并在三个代表的政策下变成体制的stakeholder。当然，还有朱学勤和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反思，虽然他们个人很自觉的在道德上与中共保持距离，但保守自由主义的经验改良方式，被他们解释为无声的和平演变，结果反而成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注脚。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远远说不上形成了中国政治谱系上强有力的右翼。”
所以我说，CCP不面临如您所说的天灾人祸、动摇国本之危机，其执政能力仍旧很强，控制力仍旧牢固。如果要强调保守进步，我非常赞同，如果说今天是民怨沸腾、高层内斗的话，我觉得保守自由主义没问题。但放在当下的情景下，明显是进步不足，还要谈保守进步，说重一点，确实有帮闲之嫌。对待“主义”，不仅要看出发点，还要看结果。新权威主义，恐有好心办坏事之嫌。因为新权威主义自身价值判断的模糊，就决定了他立场的摇摆，譬如说，新权威主义标榜的“保守进步”，究竟是支持所有非暴力的由型市委呢，还是只支持政府许可的由型市委呢，还是支持PX、支持加勒副这两种由型市委呢。如果上海的磁悬浮散步有更精密的组织、有更政治化的色彩，新权威主义又当如何呢。譬如上海磁悬浮，我觉得新权威主义在此问题上是不是很可能产生“不要上街、不要抗议，而应当通过政府内部的协商和专家精英的影响改变决定”这样的立场呢。 如果木匠老师的回答是不是，那么我觉得您并不和萧功秦在一起，您是保守自由主义，而萧功秦是新权威主义。对萧而言，如果面前摆着新加坡模式和一条仍不清晰的民主化道路，他不会犹豫选择新加坡的。
还有就是，新权威既然和自由右翼有共同点，就当然应当把精力放在共同点上去，反对新左。某种程度上讲，真是十数年来形成的“改革共识”。但新左的影响我觉得是正在衰退，市场份额正在减小，也因此，很多说法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共识破裂，究竟是站在gov这边，继续为奥运背书、为威权的大量行动背书，以保证所谓的“稳定”，还是像连岳们一样，开始对体制进行冲撞，可能会成为主要的问题。因为不存在“动乱”的危险，所以我的看法是CCP在用“稳定”进行绑架，64的经验让不少人产生了一朝蛇咬，十年井绳的心理，从一味主张革命，到一味强调“改良”，恐有不妥 。
曲一曰
发站内信 回复 2008-05-04 22:10
回复何京锴：共同点是都排斥新左。我认为共同点不止这些，还要大一些。当然这已经变成我自己理解的新保守主义了，也就是我给它所定位的，如西方一样的，“将新保守主义视作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一个补充，是自由主义中的保守派。”这种态度，也许会为当政者背离自由民主转型目标的道路提供客观上的掩护，然而他们在一个（将来的）民主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正如我以前在别的文章中所说的体制内的力量不可或缺一样，自由主义与左派或者民族主义直接的对抗是没有什么缓冲余地的，也没有效果，完全是鸡对鸭讲。但是我认为体制内力量可以扮演一种解码器转换器的角色。 如果新保守主义这个语词可能产生误解，那么换作你所说的泛自由主义，我看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要澄明一些基本态度。 我在前些时的《小平九章》http://blog.xiaonei.com/GetEntry.do?id=286909835&owner=223160593中（我认为你上面所引的文章把邓小平与江胡归为一类是非常错误的，这三个人中，今天的胡是思想最为落后的，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而邓小平也远没有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僵化）写过：“有一些学者们不争论——他们是不屑于争论，他们信奉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目的正义，认为只做不说即可，不需解释，反正开弓已无回头箭，逆转市场化总归是十分艰难的；也有一些学者们十分喜欢争论，但他们的话语系统是纯学理的或纯粹的西方引进的，他们的话的确是说给执政者听的，他们对执政者讲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共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但是很遗憾，大多数执政者没有听懂，因为他们的话语系统是非本土化、非中国化、非马克思主义化的。于是有了另一批人，他们是一群学者与官员的集群，频繁穿梭于中、西、马的知识库中，充当着解码器和话语系统转接器的角色，兢兢业业地进行着一系列普世价值的中国转化过程，并尽量保持这一转化结果为各方所接受。这一批人所能够使用的最好武器和法宝，自然就是放在手头的邓小平理论以及后来的三个代表，这是执政党内部自觉生发的推动执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最好推进器。”
新权威主义标榜的“保守进步”，究竟是支持所有非暴力的由型市委呢，还是只支持政府许可的由型市委呢，还是支持PX、支持加勒副这两种由型市委呢。如果上海的磁悬浮散步有更精密的组织、有更政治化的色彩，新权威主义又当如何呢。譬如上海磁悬浮，我觉得新权威主义在此问题上是不是很可能产生“不要上街、不要抗议，而应当通过政府内部的协商和专家精英的影响改变决定”这样的立场呢。 这些有型示威完全是应当支持的，是为个人争权利，当然没有必要反对。但是政府会不会这样想，我不敢保证，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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